日荷“出岛体系”漂流船的建立与影响16世纪中期，一艘遇难的葡萄牙商船开启了日本与西方的正面接触，从一开始，这场接触就具有着世俗与神权的双重属性——漂流船将铁炮（火枪）传到日本的翌年，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神父沙勿略就来到日本。
从此肩负“远东传教”使命的耶稣会士极为巧妙地利用了“应仁之乱”以来已进行了一百余年的内战，通过火枪和硝石贸易把上帝送给日本人，同时拿走了日本的土地和人民——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且听我细细分说。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拓，葡萄牙人及其支持的耶稣会率先在九州登陆，由于该地区大名的多样性，为了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赢得主导地位，东部大名大友义镇个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此人本是受戒出家的“入道”，他的法名更为人所知漂流船，即大友宗麟——受洗后，他通过天主教统治了九州东部。
与此同时，山口的大内也向耶稣会士开放了自由传教的权利漂流船，由此，从西向东打开了天主教进入日本首都——京都的通路，加之控制京都的织田家的保护，天主教一时间在京都一带发展了约30万名信众。
耶稣会士在日本传教不为人知的一面即他们打击和摧毁本土宗教的努力漂流船漂流船。据记载，耶稣会士经常鼓励信教大名掠夺和摧毁领土上的寺庙和神社。
并以火枪与硝石贸易为诱饵引诱大名及其家臣入教，之后便鼓励天主教大名向教会“奉献土地”——大量新教大名向教会奉献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而后者在葡萄牙商人的帮助下将其中一些人贩卖到香料群岛成为奴隶。这成为织丰时代后期日本面临的严重外患。
特别是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发生了西班牙船只公然掠夺人口的案件，丰臣秀吉派奉行增田前往检查时，该船船长故意向其炫耀武力，并出言威胁，导致丰臣秀吉在日本的次禁教风波。
同时，丰臣秀吉还规范了对外贸易，建立了“朱印船”制度——这是一项仿照室町时代“勘合贸易”的贸易制度，将贸易权收归到大名手中。这就是荷兰人抵达日本之前的“南蛮贸易”情况。
不可否认，1543——1570年的三十年间，葡萄牙及其耶稣会以“一己之力”推动日本开国，并使长崎、平户等地成为葡萄牙和日本贸易的中心。
葡萄牙人之所以受到欢迎漂流船，有其必然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它解决了日本在贡品被中国切断后的商业困难。直到1547年，日本一直是明朝朝贡贸易的活跃伙伴。
然而，由于1522年日本大名在中国发生了恶劣的朝贡纠纷，明政府于1547年决定终止日中朝贡贸易。面对中日之间艰难的贸易，日本大名寻找其他途径来获得中国商品。
澳门-长崎航线开通后，葡萄牙向日本运送了更多的中国商品，从日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漂流船。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向日本进口1000-1600夸脱的中国商品，仅包括生丝，并从日本出口约100万克鲁萨的白银。
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后，西班牙于1584年来到平户，也加入了与日本的贸易。当然在前述的1596年“圣菲利佩事件”后，日本和西班牙的关系中断，尽管在1598年恢复，但双方的贸易仍然不稳定。
然而，随着与葡萄牙和西班牙贸易的发展，日本幕府开始关注此事。葡萄牙人主导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几乎控制了日本所有的进口商品。
据统计，在1560年至1600年间，葡萄牙人每年从日本总共运送22500至37500公斤白银。与此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天主教，随着他们在东方的商业扩张，将传播天主教的使命带到了他们的贸易场所。
到1582年，全日本共有150000名天主教信徒。这些影响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焦虑，丰臣秀吉在其统治期间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天主教的传播。
由上述情况可知，日本本是西葡两国的“禁脔”，基本没有荷兰插足的余地，但“黑天鹅”式的情况就发生在宗教方面。
可以说，桃山时代至江户前期的“禁教”将荷兰商人推向了对日贸易的浪尖，将强了荷兰与葡萄牙的竞争，也是由于作为新教的荷兰对强推意识形态并不热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通过支持意大利裔为主的耶稣会来企图操纵枢机，这使得葡萄牙的贸易活动与天主教传教工作进行了绑定。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荷兰舰队抵达日本港口，在较早抵达日本的旧荷兰公司成员、归化日本的英国人三浦按针的介绍下，受到了日本人的欢迎。
进入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被幕府授予在任何地方航行的权利，不缴纳关税，在不受幕府约束的情况下自由贸易，不向幕府出示货物清单，不受丝绸切割机的限制，在任何地区进行贸易，甚至购买幕府无法高价出售的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在贸易中得到了优惠待遇，而且在日本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少。由于贸易萧条，英国贸易公司于1623年取消了在日本的贸易。1624年，幕府禁止西班牙从菲律宾船运，结束了西班牙在日本的商业活动漂流船。
马尼拉作为天主教在东方的大本营，坚定了幕府终止与西班牙贸易的决心。就葡萄牙而言，幕府最初将禁止宗教和贸易分开，即禁止葡萄牙使团，但允许他们进行贸易。
1637年岛原之乱后，幕府意识到，只要允许葡萄牙人在日本做生意，天主教就不会和平。1639年，幕府最终将所有葡萄牙人驱逐出日本。这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日本的西方商业力量。
1640年9月，日本贸易奉行前往平户视察荷兰的贸易公司。当他看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座新建的大理石建筑上刻下了1639年的基督教年份时，他严厉斥责了他们，并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刻有这一年份的建筑漂流船漂流船，并禁止他们在公共场合庆祝周日。
熟悉日本情况的商社社长弗朗索瓦·卡隆立即听从将军的命令，将货物从仓库中转移出来，并拆除仓库、商社和社长的房子。
1641年，幕府将军命令荷兰人将荷兰东印度公司转移到一个叫“出岛”的填海小岛。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荷兰东印度公司成员和清朝商人一起被限制在岛上。
在平户时代，荷兰人可以自由地走出展馆，与日本人结婚。搬到出岛后，荷兰人失去了自由，每年只能走出展馆一两次，或者参观附近的寺庙和神社，而且只有医生才能定期外出。
与荷兰人接触的日本官员必须事先向荷兰人写下保密承诺。对于每年来一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日本人必须进行彻底检查，船上所有货物都必须编目并提交。在荷兰船只停留的三个月里，荷兰人一直处于监视之下。
面对江户的严厉态度，荷兰东印度公司更高指挥部指示商船队成员服从，163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指示：“我们决不能激怒日本人。我们只是谦逊的商人，迎合他们的喜好，然后我们才能在日本获得支持和尊重。我们通过长期的经验了解到，在日本表现出再多的谦逊也不为过。”
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商在日本退缩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日本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业网络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它有能力出口贵金属。
日本的黄金、白银或铜可以作为从东亚水域购买货物的货币，维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欧亚跨洋贸易。其次，日本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惊人。
1636年，巴达维亚的总资产为650万印尼盾，而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市场的利润超过150万印尼盾。2 163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利润为150万卢比，1638年利润更高。
到1651-1671年，年均利润达到90万印尼盾，出岛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部最富有的交易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岛体系”还不仅仅是一套贸易体系，他还是江户的“日本大君”的外交顾问和“驻外特派员”。
众所周知，由于德川家康父子定下了“锁国”的铁律，整个江户时代日本仅与荷兰保持着的对欧洲关系，这种情况下，荷兰商馆馆长定期要去江户拜会将军，向其讲述诸如“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等世界大事；同时，馆长也会代表“大君”处理部分涉外事件，作为其个人代表出访欧美等等。
正是出于近代史上荷兰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漂流船，在江户时代和明治初期，“洋学”被称为“兰学”，“西医”被称作“兰医”。
时至今日，荷兰语与德语、英语一同构成日语外来语的三大语源，可以说，早期荷兰商馆在日本的变通手法为将日本拉入世界体系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